然而，这个一心一意为玉溪烟厂付出的褚时健，最终站上了法庭。此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，甚至有评论称其为“世纪审判”。法庭外，许多人举着“高价收购褚烟”的标语，那时的烟盒上通常标着“红塔集团”，而所谓的“褚烟”，则是由褚时健亲自监制生产的烟草产品，盒子上标明的是“玉溪卷烟厂”。不论褚时健的命运如何，他所创造的烟草品牌，注定已成为历史的象征，成为收藏品。与此同时，法庭内气氛凝重，禁拍照摄像，旁听席座无虚席。案件庭审已持续半年之久，从最初的法律问题逐渐演变为更为复杂的政治与命运交织的讨论，所有人都在静待判决。
当法庭宣布“提被告人上庭”时，褚时健被两名法警从侧门押上法庭。这个69岁的老人穿着深色夹克，头发已是银白，神情平静，皮肤黝黑，像极了云南地区的许多人。法庭辩论依旧精彩纷呈，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毫不留情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马军认为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，很多企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而褚时健所经营的玉溪烟厂就是从一个计划经济下的企业，迅速转型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。这个过程中，体制、制度、观念等方面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，褚时健作为企业的领导者，承担了过多的责任。
马军还指出，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，建立起与之匹配的分配制度，褚时健作为企业家，也许就不会犯下那样的错误。他强调，褚时健不仅是将手工化、半机械化的烟草行业推向现代化的先驱者，更是一个具有前瞻性改革意识的企业家。他的很多想法和常规观念不尽相同。马军进一步补充，褚时健的判决要从两个方面来看：一方面，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，判决基本上保住了他的命，并不是最优的判决；另一方面，尽管如此，这也是最好的判决，很多人在争取这个判决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
在为褚时健辩护时，马军提出了“富庙穷方丈”的辩护观点，他认为，褚时健之所以犯错，是因为他在不该拿钱的时候，拿了他不该拿的款项。并非为帮助他开脱罪责，而是希望引起社会和政府的警觉，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特殊事件，应该以特殊的方式进行处理。对于这样一位为民族工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人，他的年收入竟然还不如当时的歌星一场演出的收入。讽刺的是，褚时健案件发酵后，其继任者字国瑞的年薪，连同奖金已经超过了100万元，远超褚时健一生的工资。而如今，国企高管的年薪已数百万、上千万，甚至有些人还可以获得干股，早已成为常态。
案件发生后，经济学家曾表示：“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经营管理者感到遗憾。”当时很多人以为褚时健的一生已经彻底结束——即使不是生命的终结，也代表着他事业的彻底落幕，他将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。然而，英雄之所以不同于常人，就在于能够泰然自若地面对人生的起伏。
2002年，褚时健因病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。当时他74岁，和妻子一起承包了荒山，开始种植橙子。那时，他几乎身无分文，得到了新加坡华人华侨的资助，起初只有900亩果园，到了2003年，果园扩展至2400亩。到2007年，借款启动的资金已全部偿还。如今，褚时健的橙子基地已经发展到6200亩，2018年产量接近1.5万吨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，他的果园遍布云南多个地方，面积达数万亩。
在接受采访时，褚时健坦言：“最初几年，大家可能是因为好奇我种的橙子而购买，但如果橙子不好吃，品质差，买过几次的人自然就不再回头。所以我们不仅卖得不便宜，而且品质一定要有保证，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。”褚时健强调，只有精心管理，每个细节都做到最好，才能赢得市场的青睐。在他的橙园里，无论是修剪枝条，还是管理种植，每个细节都无可挑剔，令人难以相信这里竟是云南一个偏远的农村。
随着褚橙品牌的知名度逐渐提升，加上电商平台的帮助，褚橙的销量和收入也迅速增长。每当有人问他为何能在不同的行业都取得成功，他总是简单地回答：“我爱做事，且做得认真，善于寻找规律。”他说做企业其实并不难，但要做到认真且持之以恒，才是最难的事。能够在一件事上认真并不难，但要在每一件事上都持续地认真，却并非易事。
褚时健的故事是一位企业家的传奇，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，在一次次低谷中“站起来”。即使面对那些令人不堪回首的艰难时光，他也始终坚持前行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他的管理精髓是“开源节流”，即通过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来逼近资源的最大利用率。在经营玉溪卷烟厂时，他曾面临许多难题，比如如何获得更多外汇购买先进设备，这些问题都通过他不懈的努力和与上级领导的沟通解决了。正是这种“遇到问题解决问题”的精神，让他无论在哪个岗位上，都能快速积累经验，成为真正的行业专家。
褚时健的创业精神，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，有着深刻的启示。尤其在物质条件优越的今天，许多年轻人却依然止步不前，褚时健的坚持和奋斗精神值得每个人深思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